在 俄国革命 中 最不和谐 的地方在于，从任何重要的方面说，它都不是由作为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所带来的。列宁成功的地方在于当革命成为现实的时候掌握了革命。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概括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现 权力躺在大街上，并把它捡起来”。 [27] E. H. 卡尔（E. H. Carr）写作了一部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革命时代研究著作，他总结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于推翻沙皇统治的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且事实上“布尔什维克继承了一个空的 宝座”。

甚至 列宁 也不是当时就能清楚看到战略情况的有预见的总指挥。在1917年1月，仅仅是 二月革命 前一个月，他还很忧伤地写道，“我们老一代人可能看不到革命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

在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确在工人阶级中有一些 不太强大的基础，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非熟练工人中，社会革命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的工人占据着主导地位。

更重要的是，那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很少服从于《 怎么办 ？》所想象的 等级控制 。 布尔什维克能够形成紧密、守纪律和命令-支配式结构，这才是列宁所希望的革命实践。实际经验却完全事与愿违。在几乎所有重要方面，1917年的革命都很像1905年失败的革命。暴动 中的工人掌握了工厂和市政府，而在农村，农民开始夺取土地并 袭击 豪绅和税官。

不管是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这些行动都不是由布尔什维克或任何其他革命先锋队发动的。工人在1917年自发地组成苏维埃管理工厂，根本不听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更别说布尔什维 克了。而农民为了自己利用中央政治真空的机会恢复了对土地的公共管理并贯彻他们地方的公正观念。多数农民甚至没有听说过布尔什维克，更不用说想到遵照他们的命令行动了。

1917年10月末的详细情况中，最让读者吃惊的是各地弥漫的完全混乱和地方自发性。 [29]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中心化协作是难以想象的。正像军事历史学家和敏锐的观察者所理解的，在战争进程中，指挥系统往往是很犹豫的。将军与部队失去联系，没有办法掌握战场快速的变化，将军下达的命令到达战场的时候可能已经过时了。 [30]

在列宁那里，命令控制结构不可能有机会犹豫，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更有趣的是，列宁与当时党的领导班子（许多领导人那时都在监狱）并不一致，在革命前夜，他被批评为鲁莽的暴动者。

与1905年不同，促成1917年革命成功的新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在进攻奥地利时俄国军队的解体。成千上万的士兵抛下他们的武器回到城市或到农村抢占一块土地。尽管10月24日列宁的小规模武装起义给了关键的一击，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已经没有强制的资源 可以调用进行抵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继承了一个空的宝座”。

此后一直到1921年都可以被描述为俄国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再征服的过程。再征服不仅仅是简单地对付“白匪”，同时也是对付在革命中掌握 了地方权力的自治力量。 [31] 这包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摧毁各地苏维埃独立权力的长期战斗，并对工人施行计件工作、劳动控制和取消罢工权利。在农村，布尔什维克国家逐渐对农民推行政治控制（代替公社权力）、谷物征收和最终的集体化。 [32] 布尔什维克国家建设的过程带来了很多暴力活动以对付过去的受益人，就像在乌克兰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坦波夫（Tambov）和莫科诺夫奇纳（Maknovchina）的暴动所证实的。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清楚地描述了作为先锋队的党是令人佩服的执行指挥和控制的典型。但应用到实际革命过程中，这个典型只能是幻想，与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典型描述精确的地方，是夺取政权的革命以后国家权威的活动。事实证明，我们看到列宁所希望的带有 革命特征的权力结构就是永远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工人和农民当然不会赞成这个权力结构；但是国家将其作为必要的调控加以强制推行。

因为革命的胜利者才能书写他们如何取得权力的官方历史，他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就不是很重要 了。因为多数人都相信清楚完整的解释，不管它是否准确，解释又使他们进一步坚信他们革命领袖的洞察力、决断和权力。在标准的革命过程中，“就这样”的故事也许是最终的国家简单化。它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美学目的 ，这些目的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其采取的形式。

可以肯定，首先这些革命国家的继承者有着既定的兴趣，要把自己表述为历史事件的首要鼓动者。这样的解释强调他们作为领袖和传教士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列宁那里，这与布 尔什维克国家规定的组织化意识形态是高度吻合的。正像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指出的，权威认可的革命历史“都将革命描写成领袖在此之前有计划行动的成果”。 [33] 这并不是嘲讽和谎言。领袖和将军夸大他们在事件中的影响 是非常自然的。这是从他们所处的位置观察世界的结果，他们的下属也很少有兴趣反对他们所描绘的图景。

掌握国家权力以后，胜利者希望尽快将革命从街头转移到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以避免人民重复革命的经验。 [34] 强调少数领袖人物果断决策作用的简要描述也有助于加强其合法性；对内聚力、一致性和中心目标的强调使革命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希望，这是持久不变的。此外对自发的公众行动的轻视也表明，没有外来的领导，工人阶级自己是不可能采取正确行动的 。 [35] 描述也可以是一个机会，来发现革命内部或外部的敌人，选择出仇恨和镇压的适当目标。

历史过程本身也在将世界“自然化”，消除偶然性的证据，这也支持了革命精英所推动的对历史的标准解释。那些在“俄国革命”中战斗的人发现有关自己的真相时已经晚了，革命已经完成。

同样，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布尔格战役（Battle of Bulge）的参加者在参加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事情将会被如此概括，更不用说宗教改革或文艺复兴的参加者了。因为在结束以后 事情必然按照一定的方式转变，在回顾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清晰的固定模式和原因，所以很多时候结果被表述为不可避免的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人都忘记了它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36]

在遗忘中，革命成功的合理化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国家的视角 俄国 十月革命 真实 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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