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各政党、工商界 、学术界、媒体等普遍认为，促进中国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按照这种思维，美国对华开放市场，投入更多资本，为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等提供帮助，希望东方变得像西方一样文明，并且尊重国际秩序。

美国支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贸易优惠待遇。淡化中国严重侵犯人权，对广泛的技术盗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美国经济整体受到重创。以为中国可能会实现自由化，满足人民日益强烈的自由渴望。这曾经大胆的想法出自于西方政客天生的乐观主义，也来自于冷战终结苏联的经验。遗憾的是，这种幼稚的想法错得很离谱，这种错误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史达伟也认为：美国数十年对中国施以善意，中国却以怨报德。二战后70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间接受益者，而且美国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直接的帮助，包括军事、科技、情报、经贸、民间和学术交流，甚至是执政能力建设。

史达伟回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留学生。凌晨三点被电话叫醒的卡特回答：“告诉他派10万名过来。”邓这样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万名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这成为签证、奖学金和其他教育交流大增的一部分，改变了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且仍在继续。”

史达伟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主要考量是冷战、遏制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对华友好，帮助中国入世，即便中国侵犯人权、窃取知识产权、不遵守贸易规则、将核导弹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等国，美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幸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敌视美国，越来越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我们数十年来顺应并且鼓励中国崛起，这种崛起甚至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识为代价的。北京的敌对行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这是中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期待的。”

2000年，在和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对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言语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给中国一点时间，一点机会。“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甚至极其乐观的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西方国家俱乐部”，他预计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比他预测的要早两年实现这个目标，只是根本没有加入那个俱乐部的愿望。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想要的，但很显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其他政客和精英都严重误判了东方大国，而且错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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