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xts 很快也发出了新的 COVID-19 汇编文章，医保与重要基础设施 及 新型冠状病毒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影响 两辑，前者反思美国近年反复的卫生行政系统，后者展开论述亚洲国家和文化的反应。

社会信任与 社会资本 在缺乏强制手段的民主社会中更为重要。美国乡村地区虽然目前还未大流行，但仍有相当隐患存在，而 Derrick Shapley 提及的第五点原因，即大片农村地区缺乏宽带造成资讯缺失，或带来防疫隐患，美国农村基础设施与医疗系统若能把握机会长远建设才能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上海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李逸飞 讨论 了新冠肺炎或成为监控国家的借口，他在上海观察了中国扩大监控国家的过程，借萧强的「数字不自由」（digital unfreedom）概念阐述对监控扩大的道德隐忧。

UMBC 博士生 Huiguang Ren 做了一项新冠肺炎爆发期间的家庭教育的 实证研究，对温州 20 位中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进行了半结构访谈。中下阶层的父母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倾向于用恐惧引导的方式促使儿童参与戴口罩、勤洗手等防疫措施，但长久会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这些名称并非凭空出现。但最近的各国媒体多采用专业、中立的称谓，台湾除少数泛绿政党立场媒体，也多改口。Aggie J. Yellow Horse 和 Karen J. Leong 文中 提及了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即最早出现的「武汉肺炎」这个粗糙的称谓从何而来。就我个人的记忆，一月初，开始出现「China Pneumonia」和「Wuhan pneumonia」「Wuhan virus」，但只是在新闻标题中，或为缩短文字而将地名同事件连结，内文并无此称呼。二月初，中国国务院宣布 暂时命名 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WHO 随后宣布正式名称。由此才引发了立场与称谓的争论，微博上也产生对使用「武汉肺炎」字眼的猎巫趋势。不过就像 Horse 和 Leong 讨论的一样，歧视性的称谓带来更大的污名化、仇外与种族主义。是否要以这样的后果作为促进民主进步的行动的代价也是许多人应该反思的。

最后，喜欢郑号锡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Grace Kao 和喜欢金泰亨的 OSU 博士生 Wonseok Lee 讨论 了防弹少年团在欧美的火爆，是否能保护亚裔免受仇外心理的危害。不过我倒是好奇，日韩的流行文化中「戴口罩」现象对欧美的「口罩恐惧」改观几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