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和黄裕生，分别来自清华法学院和哲学系。在他们发出抗议“网证”草案的意见书后，微博被永久封禁。网信办还对劳东燕组织了“大字报”式的攻击，将劳教授称为“反贼公知”。在万马齐喑，知识分子整体退出公共领域的时刻，他们的发声，无异于划过夜空的闪电，成为了中国顶尖知识分子在巨变到来之前的绝唱。
“网证制度”，这股中国“极权黑洞”背后的暗黑力量不是来自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而是来自东北黑龙江，来自省厅网安局的一位处级官员也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贾晓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网证制度立法建议，后经由中国公安部的网安机构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众公布。如果没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序年内就将提交人大常委会一读，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过生效。
这在清华四杰—劳东燕，黄裕生，许章润和吴强看来，只要该法通过，中国一夜之间就能以公民网证的数字极权主义方式建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遥遥领先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过去十二年的无数次倒退，网证制度一旦通过立法，只有六年前中共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对国家的破坏堪比，对中国共和制的公民权利形成摧毁性破坏。
权利层面，网证制度是对中国宪法有关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性破坏，也是对联合国关于上网权作为基本人权的限制。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针对性断网，从而被隔离在互联网之外，也被事实上剥夺了言论权利。在1949年后一直苦于现代治理技术不足的中国，终于通过所谓后发优势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面实施。这对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识的普通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灾难。
过去五年，中国社会几经反复，进两步退一步地在全面建成极权主义的边缘试探，也已经爆发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中共急于推行网证制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大范围反抗的预防。因为，首先，中国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类似“网证”的全民经验，即健康码和电子哨兵为中心的监控体系，辅以行政体系的总动员，足以建设一个超级的社会控制体系，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于互联网。
在中国官僚们看来，正是互联网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满，导致动态清零功败垂成，最终以触发白纸革命而仓皇结束。这一失败，无疑强化了中国最高统治者2014年有关“互联网这一关一定要过的”训示在官僚体系中的效力。我们看到，新冠疫情结束之后，首先在上海，当地公安机关大大加强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街头按照规模和后台处理能力；各地公安对“反诈APP”的推广几乎疯狂，如同几年前强迫接种新冠疫苗一般强迫中国公民安装这种超级特洛伊木马，以利监控。
作为“动态清零”的另类替代，新冠疫情后，中共再度强化所谓“枫桥模式”，强化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权责，以类似“动态清零”期间贯彻的“守土有责”的责任制要求基层公安和各级党政机构在各自层级内解决所有涉及“维稳”的问题。理论上，这是一种分隔包围、就地解决、充分放权的策略，在“枫桥模式”的名义下，地方当局获得了极大权限处理几乎任何问题。
结果，一方面，人们看到体制外，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动辄被封；另一方面，体制内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地方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构的公务员纷纷以网络实名举报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举报伸冤，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向公众求助，利用公众影响和中国的网络监督机制扣动体制的纠错机制。一时间，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国党政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无能、僵化和失灵，或许已近崩溃边缘。
然而，所有这些危险的结构性信号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国领导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像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子”的驱动下，多重目标的追求其实充满矛盾和冲突，根本难以同时实现，但是并未为最高层所能觉察。以致于，在官僚机构内部安全驱动才是压倒一切的，安全机关对自身存在感和权力扩张的追求完全不顾及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就是在这一官场逻辑下，中国的网络警察部门试图通过建立网证制度实现对国民的全面控制，从现有的网管部门那里夺取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实际控制权，毫不顾及这一制度对国民信心的打击、对宪法体制的破坏、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尤其对那些身处百业凋零、人口流失的满洲边陲的中国网络警察们，除了“编户齐民”的治理经验再无其他可以显示政绩和能力的，似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极力建设的网证制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来，正是1984的降临。中国官僚体制内的反动力量，无视苦心劝谏的经济官僚们的艰辛成果，轻易扑灭了“三中全会”百般扭捏、试图撩起的中国社会精英们的最后一点儿信心。中国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也距离极权主义只剩一步之遥。1984，终于快来了。
https://x.com/TheXiangYang/status/1822434133056090429?t=ZOAWBMmdabnQ0GL0L5EQMA&s=35
“网证制度”，这股中国“极权黑洞”背后的暗黑力量不是来自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而是来自东北黑龙江，来自省厅网安局的一位处级官员也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贾晓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网证制度立法建议，后经由中国公安部的网安机构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众公布。如果没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序年内就将提交人大常委会一读，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过生效。
这在清华四杰—劳东燕，黄裕生，许章润和吴强看来，只要该法通过，中国一夜之间就能以公民网证的数字极权主义方式建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遥遥领先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过去十二年的无数次倒退，网证制度一旦通过立法，只有六年前中共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对国家的破坏堪比，对中国共和制的公民权利形成摧毁性破坏。
权利层面，网证制度是对中国宪法有关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性破坏，也是对联合国关于上网权作为基本人权的限制。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针对性断网，从而被隔离在互联网之外，也被事实上剥夺了言论权利。在1949年后一直苦于现代治理技术不足的中国，终于通过所谓后发优势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面实施。这对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识的普通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灾难。
过去五年，中国社会几经反复，进两步退一步地在全面建成极权主义的边缘试探，也已经爆发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中共急于推行网证制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大范围反抗的预防。因为，首先，中国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类似“网证”的全民经验，即健康码和电子哨兵为中心的监控体系，辅以行政体系的总动员，足以建设一个超级的社会控制体系，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于互联网。
在中国官僚们看来，正是互联网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满，导致动态清零功败垂成，最终以触发白纸革命而仓皇结束。这一失败，无疑强化了中国最高统治者2014年有关“互联网这一关一定要过的”训示在官僚体系中的效力。我们看到，新冠疫情结束之后，首先在上海，当地公安机关大大加强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街头按照规模和后台处理能力；各地公安对“反诈APP”的推广几乎疯狂，如同几年前强迫接种新冠疫苗一般强迫中国公民安装这种超级特洛伊木马，以利监控。
作为“动态清零”的另类替代，新冠疫情后，中共再度强化所谓“枫桥模式”，强化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权责，以类似“动态清零”期间贯彻的“守土有责”的责任制要求基层公安和各级党政机构在各自层级内解决所有涉及“维稳”的问题。理论上，这是一种分隔包围、就地解决、充分放权的策略，在“枫桥模式”的名义下，地方当局获得了极大权限处理几乎任何问题。
结果，一方面，人们看到体制外，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动辄被封；另一方面，体制内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地方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构的公务员纷纷以网络实名举报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举报伸冤，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向公众求助，利用公众影响和中国的网络监督机制扣动体制的纠错机制。一时间，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国党政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无能、僵化和失灵，或许已近崩溃边缘。
然而，所有这些危险的结构性信号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国领导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像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子”的驱动下，多重目标的追求其实充满矛盾和冲突，根本难以同时实现，但是并未为最高层所能觉察。以致于，在官僚机构内部安全驱动才是压倒一切的，安全机关对自身存在感和权力扩张的追求完全不顾及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就是在这一官场逻辑下，中国的网络警察部门试图通过建立网证制度实现对国民的全面控制，从现有的网管部门那里夺取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实际控制权，毫不顾及这一制度对国民信心的打击、对宪法体制的破坏、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尤其对那些身处百业凋零、人口流失的满洲边陲的中国网络警察们，除了“编户齐民”的治理经验再无其他可以显示政绩和能力的，似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极力建设的网证制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来，正是1984的降临。中国官僚体制内的反动力量，无视苦心劝谏的经济官僚们的艰辛成果，轻易扑灭了“三中全会”百般扭捏、试图撩起的中国社会精英们的最后一点儿信心。中国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也距离极权主义只剩一步之遥。1984，终于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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