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演讲被誉为“革了达沃斯的命”，因该论坛以往多是名人政客推广集体主义管制世界，甚至要全球政府的“大重置”。米莱当头棒喝，强调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强烈抨击全球左派，明摆着是安兰德（Ayn Rand）的铁杆信徒。马斯克用贴图大赞：（米莱演讲）热到啥程度了。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全文

下午好！非常感谢。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不幸的是，近几十年间，受一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人的驱动，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我们所称的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

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但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一下数据，展示了为什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也是唯一符合道德的能实现此目标的制度。

如果我们观察经济进步的历史，可以看到，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你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演变图，你会看到一个曲棍球棒形状的图形，在90%的时间里保持恒定，却从19世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这段停滞历史的唯一例外是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

除了这个例外，在公元零年到1800年整个时期，全球人均GDP停滞不前。现在，不仅是从采纳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之后，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而且，如果你查看数据，你会看到增长在整个时期内持续加速。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没有增长。

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现在，如果你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而是66年。如果你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为2.1%，这意味着仅需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这一趋势远未停止，迄今仍在持续发力。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使全球人均GDP翻倍。也就是说，当你观察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超过15倍，这意味着增长的繁荣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我们应该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之前降至了5%。结论显而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

上述实证证据无可置疑。因此，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而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称其不公正。

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因此，他们倡导社会正义。

这个概念，近来在发达国家才变得时尚，而在我的国家已经在政治话语中的老调常谈了超过80年。问题在于，社会正义既不公正，也不促进整体福祉。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暴力的。

它不公正，因为国家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而税收是强制征收的。我们中谁会说他是自愿缴税的？这意味着国家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获得资金，税负越高，强制越大，自由度就越低。那些推动社会正义的倡导者，其出发点是整个经济就像一个可以由不同人分享的馅饼，但这个馅饼的大小并非是既定的。

这是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所说的市场发现过程中产生的财富。如果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除非它改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否则生意将会失败。

如果它们制造出高质量、价格吸引人的商品，它们将会生意兴隆并生产更多商品。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

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发现过程，他们将破坏资本家的激励，后果是他们生产将会变少，馅饼将会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集体主义通过抑制这些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那么，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种不仅让世界上90%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正的经济制度，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诋毁它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尤其如此。因为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比压制性的国家富裕12倍。

自由的国家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25 分之一，极端贫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制性国家的公民长25%。

那么，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让我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的话，他说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

其基本机构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而实现。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的福祉做贡献。

归根结底，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为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现在，如果说企业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已经被证明是消除世界贫困的卓越工具，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么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会说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

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某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部门，本应捍卫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价值，却有的是出于理论框架上的错误，有的是出于对权力的贪婪，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础，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这可能将我们置于贫困、苦难和停滞之中。永远不应忘记，社会主义不管在哪里，都始终是一个导致贫困的现象，所有尝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

它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还导致了一亿人死亡。西方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仅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并有了压倒性的实证证据之后，仍然倡导导致贫困的社会主义的那些人，还有我们自己的领导者、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依靠错误的理论框架，破坏了给予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和繁荣扩张的制度的基础。

我所指的理论框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它设计了一套工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败，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

以所谓市场失败为借口，引入监管，这只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问题主要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败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

市场不是描述供求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败是一个悖论。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够实施强制的只有国家，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败，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市场失败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所谓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是经济体中的集中结构。

然而，如果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功能，其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集中结构，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这不是很有趣吗？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八到九倍，而人均GDP仍增长了15倍以上。因此，回报在不断增长，这将极端贫困从95%降至5%。然而，存在不断增长的回报涉及到集中结构，我们称之为垄断。

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创造了如此多福祉的东西却是市场失败呢？当模型失败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怪罪于现实。他们不应该对现实而是应该对模型感到愤怒，并改变模型。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说，他们希望通过攻击所谓的市场失败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为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也阻碍了经济增长。

例如：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每当你想要纠正一个所谓的市场失败时，由于不了解市场是什么，或者是因为沉迷于一个失败的模型，你就在为社会主义打开大门，将人民置于贫困之中。

然而，面对国家干预是有害的理论证明，以及表明其失败的实证证据，情况本不应如此，集体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增加监管的恶性循环，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变贫穷。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官僚。

鉴于集体主义模式的惨败，以及无可否认的自由世界的进步，socialista被迫改变了他们的议程。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这些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荒谬和非自然的男性与女性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