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人把王安石斥为行申商之术的法家，这是殄域门户森严的俗儒之见，于他们，荆公新学眼花缭乱，摸到根毛，便断定是法家了。王安石自谓无书不读，举凡百家儒道释均可取为用，惟其发心，实为济世悬壶之孟子。如此儒家通人，靖康南渡之后自难再有。到近代开放前，古人论荆公，多是小山包论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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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了解大多停留在青苗免役市易这三个争议最大的新政，于是匆匆忙忙就给他下了所谓国家主义的定论。少有人系统全面地梳理其经济政策，哪怕是像梁启超邓广铭漆侠这些似乎全面梳理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策的著作，也对其政治与经济政策中有着强烈自由倾向的新政缺乏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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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政期间，苏轼一直反对变法。元丰七年（1084），因乌台诗案，苏轼已被谪贬黄州四年，神宗下诏移汝州，离开贬所的苏轼特意路过金陵看望已退休七年的王安石，逗留月余。两人诗酒唱和，不仅前嫌尽弃，更是惺惺相惜。荆公退休后，因政见相异疏远的旧友纷纷与他和解——无他，荆公卓异人格之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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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熙丰的兴趣，最初是自己想全面梳理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市面上已知著作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随研究深入，更吸引我的，不再是文字硝烟里的政争，而是那些因身处旋涡中心而被历史冤枉的大才们，既包括王安石，也包括吕惠卿、章惇、曾布、薛向们，其中最宝贵的，是那些被尘埋了千年的高贵的古典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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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丰人物最吸引我的，是许多人杰出的政治品格。王安石司马光两个对头都有政治错误，但在政治品格上都是光风霁月的人物。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其诸多政策性政见非我所喜，但敬佩他的政治担当。章惇报复性党争令人厌恶，但他光明磊落，英勇无畏。诸如此类甚多。熙丰人物是中国古典政治史最高贵的谢幕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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