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这个公式的另一面，是生活在平权的繁荣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因为权益得到保障，付出同等劳力能换取的薪水，远高于在匮乏国家辛苦工作的同行。
这一方面吸引着各路一心赚钱越境打工的非法移民源源走进美国，另一方面，让在“特权+失权”结构中被迫忍受低薪的匮乏底层，变成了能让匮乏上层向繁荣国家的雇主们兜售的低成本优势。
令繁荣国家挠头的移民问题和本土制造业空洞化、社会上升通道连续性缺失等问题，寻根探底，都源于两种文明模式的冲突，都肇因于两种文明模式之间的权利“水位”差。
国家有边境，管辖权有边界，但资本无国界，而人有能游走天下的双脚。
于是资本流向低人权地区，移民走向高人权地区。
我们知道，繁荣与匮乏两种模式之争，最终决胜的关键，是人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是世间绝大多数人走向了文明还是退回了丛林，是社会的教育资源正在流向“文明人生产线”还是“董志民生产线”。
当繁荣国家的技术和资本流向具备低人权低成本优势的匮乏国家，在赚取利润之余，是否壮大了匮乏模式？
当繁荣国家的边境被大量向往富裕生活的匮乏底层跨越，其在历史中无意识形成的一元人口结构是否能继续保持？
如果不将文明模式的转型纳入繁荣国家长期战略，对非法移民的堵截、对专制国家侵蚀渗透的警惕，难免沦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考量。
繁荣需要觉醒，繁荣国家需要有意识地去维持已具雏型的高质量、具备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的一元人口结构，以维持自身的存在。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俄专制联盟崩塌之后，全球产业链极有可能重新布局，在阻碍人口迁徙的政治因素改变之后，全球人力资源很可能会迎来一次重组。
在重组的冲击下，在资本流出和移民流入的双重冲击下，繁荣国家想要仅依靠传统来维持人口一元结构，恐怕很难。
促成全球繁荣转型，消弭过大的人权水位差，才是繁荣国家真正的长远自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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