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研究人员两年前讨论了 Twitter 和微博上是否存在中国利用自动化、算法操纵政治信息的问题，得出自动化的信息操纵并非中国政府宣传策略（Bolsover et al 2018）。原因或有几点——首先已经存在传统国家控制的新闻传媒，而这些机构还不具备相应技术；其次可以直接调用真实人员进行宣传，还可以避免僵尸账户已被平台和用户识别的缺点（故并非不存在利用社交平台进行信息操纵，仅难以证实利用自动化技术）。相对地，反华资讯却经常用自动化的方式推广，或许对于刚刚翻墙、希望不受约束、少一点偏见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地反感这种标榜自身民主的自动化转发行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济冬，三年前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师的时候，和斯坦福政治系助理教授徐轶青（当时在 UCSD）共同研究了中国威权政府在特定环境下允许公民公开发表意见的现象（Chen et al 2017）。当时他们针对的是 2014 年香港爆发的雨伞运动，中国政府在压制一段时间后几乎完全开放了公民在网络上自由讨论。简而言之，中国政府在感受到民众产生明显分歧时，策略上偏向于开放交流，疏导情绪；掌握政策民意，作出调整；同时快速掌握资讯舆情，预防集体行动。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可以感受到中国采取这一机制更加成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网络讨论也采动态限缩。

前两个月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伴随着 bilibili 上「法外狂徒张三」迷因兴起而广为人知。许多人沉迷其法考教学片段，不仅是因为案例奇妙脱序，背后也暗含对法治建设的认同。威权治理下，个人权利下降至基本的财产、生命健康的保障，中国通过法律意识的提升与法治系统的完善，增强了政权合法性（Whiting 2017）。题外话，印象中似乎罗也吐槽了宪法，而台大开放式课程里有三门宪法相关课程，在我看来虽少了点俏皮话，却更值得一看。其中汤德宗、许宗力两位做过大法官，也参与了 2017 年同性婚姻释宪案。

综合来看，中国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威权国家。以简单化的认识论看待它，或者单一的方法应对都已过时，亦须同其共「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