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极端现代主义也有特定的世俗和社会含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特别是德国）动员国家经济时的出色表现使极端现代主义成为潮流。毫不奇怪，它肥沃的社会土壤来自计划者、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或 技师。

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受到高度赞扬。极端现代主义者并不尊重传统的政治分野；无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 、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

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并没有危害。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社会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要与组织起来的国民讨论协商，就很可能会促进改革。

只有在第三个因素加入前两个因素中以后，它们的结合才具有潜在的危害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这种情况下，紧急情况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被推翻。

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 计划的能力。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公民社会更为软弱，并使平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体制。由于它们具有实施社会工程的渴望和残暴对待平民反抗的力量，后殖民的统治偶尔也会符合最后一个条件。

总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 ，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