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已然不得，赞美错了也不得，笼子里的奴隶们该怎么选择呢。还是要说满清。雍正的时候广东惠来县有个叫做屈明洪的县学教谕，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长。他在读当时的反面教材、后来的禁书——《大义觉迷录》的时候发现，疑犯供词中有“仰慕广东屈温山先生”的话语，这个所谓的屈温山，应该是屈翁山的口误，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屈大均，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之一，学问好，气节更甚，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老无望，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屈明洪眼看已经入土几十年的父亲居然是当朝罪人的偶像，这还了得！
恐惧至极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牵连的恐惧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带着父亲留下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自首，揭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反动诗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雍正觉得这正是自己英明统战的功劳，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只是把他和儿子流放，焚毁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语言经过一代人的圈养，就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
正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才有了中国人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不准、也无需个人作出判断。极权的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皇帝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
所以说当奴隶的艰难，就在于说与不说，成了一种两难，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监一般，自我阉割，表明消弭自我觉醒的决心，表达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稳。
但真相就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就算你让所有的评论都下线，它也还躲在人的心里。不会因为你给驴粪蛋当扑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个只有屎壳郎迷恋的粪团。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墙内满屏清廷辫子戏，《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节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对照这两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真正差距的干货？一个根本不容许存在批评的王朝，一个自己用不间断的谎言堆砌赞美的王朝，一个事实上故步自封腐烂透顶的粪坑，赞美可还有任何意义？
愚昧和苦难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愚昧必然导致苦难，苦难反过来又加重愚昧。
而批评和赞美，则是相互砥砺的盾与矛。缺失了任何一个，关于矛盾的吹嘘都是可疑或者可耻的神话。担得起批评，才受得起赞美。过滤了批评的赞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些历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杀戮等恐惧手段消除人民质疑和批评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齐奥塞斯库……即便喝饱了人血，站在无数人头累积的“京观”之上，营造出一种山呼海啸的“尊崇”，哪个身后不是骂名滚滚甚至挫骨扬灰？
1931年，坚持反战的德国媒体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对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围极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狱，进入集中营劳改。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人赞美纳粹德国，但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奥西茨基惊世骇俗的批评。
在如今中国严酷的环境中，大部分人也许不能学习奥西茨基的批评，但请记住，你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还有拒绝赞美的自由，还有，等待明天的自由。（全文完）
https://twitter.com/tankman2002/status/1644001695045918720?s=19
他的父亲叫做屈大均，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之一，学问好，气节更甚，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老无望，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屈明洪眼看已经入土几十年的父亲居然是当朝罪人的偶像，这还了得！
恐惧至极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牵连的恐惧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带着父亲留下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自首，揭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反动诗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雍正觉得这正是自己英明统战的功劳，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只是把他和儿子流放，焚毁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语言经过一代人的圈养，就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
正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才有了中国人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不准、也无需个人作出判断。极权的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皇帝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
所以说当奴隶的艰难，就在于说与不说，成了一种两难，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监一般，自我阉割，表明消弭自我觉醒的决心，表达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稳。
但真相就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就算你让所有的评论都下线，它也还躲在人的心里。不会因为你给驴粪蛋当扑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个只有屎壳郎迷恋的粪团。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墙内满屏清廷辫子戏，《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节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对照这两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真正差距的干货？一个根本不容许存在批评的王朝，一个自己用不间断的谎言堆砌赞美的王朝，一个事实上故步自封腐烂透顶的粪坑，赞美可还有任何意义？
愚昧和苦难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愚昧必然导致苦难，苦难反过来又加重愚昧。
而批评和赞美，则是相互砥砺的盾与矛。缺失了任何一个，关于矛盾的吹嘘都是可疑或者可耻的神话。担得起批评，才受得起赞美。过滤了批评的赞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些历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杀戮等恐惧手段消除人民质疑和批评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齐奥塞斯库……即便喝饱了人血，站在无数人头累积的“京观”之上，营造出一种山呼海啸的“尊崇”，哪个身后不是骂名滚滚甚至挫骨扬灰？
1931年，坚持反战的德国媒体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对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围极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狱，进入集中营劳改。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人赞美纳粹德国，但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奥西茨基惊世骇俗的批评。
在如今中国严酷的环境中，大部分人也许不能学习奥西茨基的批评，但请记住，你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还有拒绝赞美的自由，还有，等待明天的自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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