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5年,打爱国牌抵制洋货,就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标配,各种“任正非”通过爱国营销,卖自己的货。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是中国人,1902年入了日本籍。五四运动一来,竞争对手骂他汉奸。吓得他退了日本籍,还拉来黎元洪、王士珍当隐形股东——跟现在一样一样的。

他们还取了个爱国广告词:“中国人请吸中国烟”——跟“是中国人就用华为手机”,也是一样一样的。

简老板儿子回忆:“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只要抵制洋货,爱国商人就赚得盆满钵满。
当年上海市面上最火的毛巾是日本货“铁锚牌”。中国商人做了一款“三角牌”毛巾,口号极直白“三角牌毛巾打倒铁锚牌毛巾”“中国人擦脸用日本毛巾,丢脸”。大家纷纷去买三角牌毛巾。

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刘鸿生本是洋买办。他一边偷偷给外国工厂送煤,一边办起了火柴厂。那时火柴叫“洋火”,洋人的东西。他宣传中国人要造中国人自己的火柴,成了响当当的“火柴大王”。但他的结局耐人寻味:1949年他跑到香港,半年后被陈毅劝回上海;公私合营时,不得不把两千多万元的产业交给国家,几个月后就犯心脏病去世。

今天大打爱国牌的商人们,最后一定跟刘鸿生一样,靠爱国发家,最后还得把钱给国家。

惊人相似的是:那会儿商人就学会了以爱国来借刀杀人——想整哪个竞争对手,就借爱国学生的手,举报他卖日货,公司里有外国资本……那时商人把日本商标一撕,贴上中国商标大赚特赚。这门手艺一百年后还有传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进,买来一批摩托罗拉芯片,用砂纸磨掉标志,印上“中国汉芯”,卷跑一个亿。

爱国学生们也有小九九,上街卖国货,有的学生卖的货既没商标也没厂家,这就是把没收来的日货撕掉商标,自己拿去卖了。

但凡爱国运动,基本都伴随着打、砸、抢、烧,羞辱人。徐州的爱国学生把卖洋货的店员揪出来游街,逼他喊“我是卖国贼”;江阴学生立了“耻辱碑”,把违规商人的名字刻在上面,让他遗臭万年;宁波的纸店老板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爱国群众往他脸上吐口水;湖北爱国团体查没“奸商”,还在其脸上盖一个“亡国奴”的印;1920年,重庆学生把商人卓云程捆起来,脸上抹黑,扒光衣服游街,又把他价值两万两银子的货一把火烧了。

历史轮回。九十多年后,西安反日游行,蔡洋用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的头颅。

抵制洋货赚的是爱国商人,吃亏的是老百姓。因为一抵制洋货,没了竞争对手,国货反而比洋货还贵。

你能想像没有苹果手机,华为、小米手机会涨多高吗?没有进口车,国产车会涨多高吗?而且质量一定下降。抵制洋货,不如抵制蠢货。

一百多年过去,戏服换了好几身,戏还是那出戏。中国商人必须依附于皇权,马斯克的生意比的是创新,马云的生意比的忠心,乔布斯比的是想法,任正非比的是领导的看法。皇上喜欢什么,商人就得表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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