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1月9日，金兵攻陷汴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亡。南宋高宗为了给南渡寻找替罪羊，将南渡之祸首归于王安石，将北宋后期的变乱归咎于熙丰变法。这不但成了南宋的政治正确，也成了后代各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元修《宋史》闭眼抄袭南宋旧党一偏之史料，将变法打成乱国，将王安石之外的几乎所有重要变法派成员打成奸臣，秽史遂为定论。直到梁启超写了为王安石翻案的《王荆公》，一度成为评价熙丰变法的20世纪新主流，之前虽有宋陆九渊、明章衮、清蔡上翔等人的辩诬，但于主流全无撼动；任公一击后，援奥源源不绝，两造日渐势均。
己丑鼎革后，主流史观因误将王安石当作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先驱而长期溢美熙丰变法，遂为新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之后，史学界因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感，对王安石及熙丰变法的研究又开始新一轮批评性地翻烙饼，直到今天，这一态势大体继续维持。
事实上，北宋之灭亡，与王安石的直接关系完全没有，间接关系也很远。即使按史学界大致赞同的党争亡国论，王安石在其中也主要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倒是被史学界称颂了上千年的司马光，元祐更化期间，无论其颟顸地全面废除新法和混乱的复辟性政策，抑或加剧本已相当严重的党争方面，都对其后42年的北宋乱政负有直接责任。
不过，那个时代确是星光灿烂，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还有诸多当时新旧两党重臣，都有相当的个人思想、学术和艺术修养，并且行事大都光明磊落，可谓光风霁月之君子雅士。
https://twitter.com/_xiaohan/status/1744921030467244091?s=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