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以来，腐败就一直是群众热衷的谈资 。它在政府宣传的官方渠道越是被视为禁忌，在群众中就越是发展成一种私下里的“热门话题”。

尽管纳粹党人对这方面的“民意”的尊重很有限，例如只是在战争后半期象征性地查处了一些腐败党员，但监视民情的政府机关却对群众的批评和不满作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正如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处的形势报告能够详细证明的那样。

“不是干部观察群众，而是群众在观察干部，而且是目光敏锐地观察。”
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如此描述群众对腐败这个话题的敏感度。 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几乎所有的国家警察分局都记录到了群众
“对贪官污吏统治和贪污腐败的怨言”
。

正因为此，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纳粹政权对“扫清党的门户”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否则就会“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的报告撰写人在1934年4月问道：“冲锋队干部、官员和工人民意代表贪污公款、大肆挥霍金钱，东窗事发后有时还能得到上级的庇护和遮掩，一直到被警察侦破。

看到这些，很大一部分群众 感到失望透顶，对党的运动非常恼火，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国家警察柏林分局在1935年也作了类似的报告：
“到处有人愤怒地说，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人也过着极其奢侈放荡的生活，山珍海味地大吃大喝，贪污受贿， 还豢养着一大批阿谀奉承的奴才，让人想起战前的年代。”

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12月报告称，主要是工人和失业者发出怨言，指责“这种贪官污吏的统治四处肆虐，其恶劣程度不亚于魏玛共和国年代”。

被政府宣传控制的新闻界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但这也压制不了群众的怨声载道。

恰恰相反，“被驯服的新闻界的沉默”——这是萨克森省长的讽刺说法——对政府来说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而且更助长了谣言的散布。

由于遮掩事实和刻意沉默，政府丧失 了所有辟谣的机会，导致关于腐败的谣言四处传播，贪腐的金钱数额也被大大夸大。
“政府越是不允许群众去一探腐败泥沼的究竟，群众就越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并试图自己去探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 会关于德国事务的报道在1936年如此描述新闻封堵和造谣传谣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个案中，群众的议论造成的压力太大，纳粹党人不得不在事后做出辩解，并被迫对遮掩真相的做法进行修改。

例如，德意志劳工阵线驻弗伦斯堡办公室就不得不公开承 认发生了两起贪污案，以便应对口口相传的关于腐败的谣言。

1933年，巴伐利亚州农业主管兼国务秘书格奥尔格·卢博让人“赠送”自己一座农庄，导致民愤极大，甚至连已经被政府“一体化”的新闻界也讨论了“卢博案” 。卢博后来又犯下了更多罪过，比如他贪污了本应用于援助失业者的粮食企业利润，将其用于私人用途，挥霍一空。于是，政治上再也保不住他了。“为了维持群众的健康和正确的情绪”，上级将卢博撤职，群众对此的反应是“ 如释重负”。

盖世太保也报告称，在贪腐罪行被公开并遭到处罚的少数案件中，群众的反应都是“欢欣和赞许”或“普遍的满意”。

但严重的腐败往往使得愤怒的群众做出令政府极为难堪的事情来。例如，在社会上流传关于贪污腐败的传闻，尤其是关于 “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腐败传闻后，群众的捐款热情就大大缩减了。

1935年，国家警察比勒费尔德分局报告称：“发生了多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会员拒绝继续捐款的事情。群众多次表示，将来一芬尼 的钱也不会给‘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了；甚至有人多次提出要解散‘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理由是，这样一来，腐败的源头就被彻底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