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地铁里，一个23岁的白人女孩被暴徒袭击。

警察来找她取证，她拒绝配合。
她给出的原话是：“我不想再让一个黑人进监狱。”

几周之后，闭环完成了。
这个因为她拒不配合而留在街头的壮汉，把76岁的退休教师 Ross Falzone 推下地铁楼梯。
老人当场身亡。
这起谋杀发生的时间，正是凶手从精神病院被释放的同一天。
在随后的庭审中，这个32岁的惯犯 Rommel Burke 全程微笑。

学者 Gad Saad 专门写了一本书，给这种现象定性为：自杀式同理心。
同理心本是人类进化出来的协作工具。
但当它给错了目标，变成对罪犯无限宽容、对无辜者视而不见时，就成了摧毁社会的毒药。
在极左的政治叙事里，惯犯往往被描绘成系统的“受害者”。
他们犯罪，被解释为遭受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压迫。
把他们关进监狱，等同于二次惩罚。

这种自我感动一旦运转起来，是没有尽头的。
挪威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受害者是一名本地男性，施暴者是一名索马里移民。
因为挪威司法的仁慈，罪犯只服了极短的刑期，随后将面临遣返回国。
受害者得知后，竟然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内耗。
他在担心自己的强奸犯回到索马里后，会无法充分发挥人生的潜能。

再看美国的法官系统。
波士顿一名法官，给一个对着警察连开13枪的罪犯只判了5年。
此人出狱后，又在街头狂扫五六十枪，打伤两人。
当公众去法官家质问时，法官的回应是：我已经不记得这个案子了。

这就是西方部分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运转机制。
强行切断个人行为与法律后果的因果关系。
用道德制高点上的虚荣，换取街头上真实流淌的血液。
当法官和受害者都在争相免除罪犯的个人责任时，现代法治的基石也就被彻底抽空了。
https://x.com/i/status/2056424204753686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