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后，又产生了什么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么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后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于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于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后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后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着画完大纲，最后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么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份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一九四九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份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份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骂，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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