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功能有限、目标单一的制度都具有用于试验目的的感官剥夺箱（sensory-deprivation tanks）的特征。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更接近于18～19世纪的那些大型社会控制机构：收容所、济贫院、监狱、教养院。我们对这些设置的了解足以让我们知道，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将在它们的住院者中生产出制度化 的神经官能症，其特征是冷漠、退缩、缺少创新和自主、很难沟通、顽固。这种神经官能症是这种沮丧、乏味、单调和压抑的环境的产物，它最终使人们麻痹。 [10]

结论很简单，对生活和生产的极端现代主义设计会泯灭预期受益者的技能、机敏、自主性和 向上精神。它会带来一种轻微的制度性的神经官能症。或者用功利主义的话说，他们的许多支持者都意识到，这些设计将减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如同雅各布斯所看到的，复杂的、多样的和活跃的环境会带来开朗、灵活和熟练的人，他们有更多的经验面对独特的挑战，并有主动性。

与此相反，狭隘的、规划的环境将产生缺少技能、缺少创新和木讷的人。这些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将讽刺地成为的确需要上级密切监督的一类人。

换句话说，在这个范 围内，按照社会工程的逻辑，它们将产生出在计划之初所假设的那类主体。

虽然独裁的社会工程并没有按自我想象创造出一个世界，我们却不应忽略这个事实——它至少破坏了原有的相互关系和实践的结构，而这正是米提斯所必需的。

苏维埃的集体农庄根本辜负了对它的期望，它将农庄中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农民，而是作为工厂的工人一样对待，这的确破坏了他们在集体化之前所掌握的许多农业技术。

尽管在原有的结构中有许多东西应该被清除（基于阶级、性别、年龄和血统的地方专制），但某种制度的自主性也同时被取消了。

在这点上我相信，古典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张——有着实在的法律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会损害个人的自治能力——对于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格局可能仍然是适用的。尽管它们自己的制度遗留可能只是脆弱和短暂的，它们却可以耗尽经济、社会和文化自我呈现的地方源泉。

国家的视角 米提斯 知识 极端现代主义 与独裁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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