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8 号之前，急诊一天只有几十个病人，9 号就开始成倍地增长，指数级增长。

开始来的病人都是 “汉口花园” 这种离华南海鲜市场近一点小区的，后来就是百步亭这样远一点的，再后来，病人分布以华南市场为圆心画圈，半径不断在扩大，不停往外扩。

直到有一天，同事讲省人民医院爆发了，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了。我就想，完了，已经控制不住了。省人民医院在武昌，我们在汉口，已经传开了。这不是一家医院或者几家医院的事情，这甚至是全武汉市、全国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疫源地，但它确实是个集中爆发地。特别快，特别快，那种指数级的增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接诊的这些病人里，不明原因肺炎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从一开始占总数的 30%，到 50%、70%，最后 90%，最后基本都是的。

我都没按那个《入排标准》来，那个还要更严苛一点。（见冰点周刊公号 2 月 20 日《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

最多的时候后湖院区急诊科都有 800 多人。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问影像科，医院一天到底有多少个白肺？那是一月十几号，他说 100 个肯定有。其实任何一个医生面对这种情况，都知道这是个很不正常的事情。

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人来问过我们情况，我很疑惑为什么处在疫情中心的发热门诊没有人来调查。所以，传染病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一开始不实事求是，认真地去解决这件事，后面就很难把它控制下来。我觉得这是传染病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科室里医生觉得防护要升级，艾芬主任很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戴 N95 口罩。医院很快允许我们戴 N95 了。但是后来我们要求穿隔离衣，医院不允许，说怕引起恐慌。主任没办法，就告诉我们，可以把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有一个医生是这么做的，因为她怕传给自己的小孩。其实我们很多医生并不是说怕自己被感染，而是怕传给家人。

当时武汉市还没有提倡戴口罩，我们科室有医生说，他坐地铁时，一车厢很多人都在咳，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后来我们就不敢坐公共交通了。

哪怕这样，那时我们接收的信息都是，不能说，也不能传，不能引起恐慌，甚至防护也不能升级。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很悲愤，很无力，非常压抑……

上报

按理说，这些病例都应该上报。但是公共卫生科给我们的答复是，先不上报。

平时我们碰到甲流乙流之类的，都会上报。之前公共卫生科和我们在上报的事情上，是有共识的，大家碰到传染病都会上报。因为我们临床医生特别怕，我们知道有《传染病防治法》，如果漏报了，会被追责。按程序，应该是我们通过电子病历系统上报给公卫科，然后他们申请直报。

但是这个事情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不让说。

后来急诊和发热门诊的 “不明原因肺炎” 患者太多了，我们甚至想申请一个人专门负责上报这个事情。

眼看着这么多人都是这个病，但报不上去，我们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时科室有个医生提议，要几个医生一起去找院长和书记，去说这件事。他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违反了传染病法，我们既不上报，又不隔离这些病人，怎么能让这些人到处走呢？

我们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这件事后来没搞成，大家太忙了，也觉得谈了也是无济于事。

我们急诊科平时什么事都见过，心算是比较大。但这件事我真没见过，很多事想不明白。

这个病早期很多都是在急诊死的。病人在濒死的时候，因为缺氧，喘得很厉害，很痛苦。我们医生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插管，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慢慢死去。因为我们急诊留观室有 20 多张病床，开放式的，很多家属在里面陪护、留观，没有插管的条件。李文亮医生也是，一直没插管，到最后才插，但已经晚了。

这对我们冲击很大。其实危重病人，就算插管，死亡的概率也很高。平时我们会跟家属主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们都不谈了，高流量吸氧已经算是最高级别的治疗（手段）了，因为这些机器平时并不常备。

呼吸科也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监护室的床位有限。氧气不够，氧压都上不来，呼吸科说不能再收病人了。如果收了，再来一个需要高流量吸氧的，其他病人的氧饱和度就会都降下来了。病人喘气需要吸氧，但我们只能优先重症。只要来新病人，其他病人就会不高兴，因为抢了他们的氧气。

那段时间在留观室，很多经历都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有太多真实的人性表现出来。

很多家属站在病床边，看着自己的亲人因缺氧痛苦死去。我本来想着病人走的时候，家属会非常难过，是要嚎啕大哭的。因为家属之前是很希望我们尽全力去救病人的，结果他们却很平静，平静到让人窒息，然后不断感谢我们。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传染病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太短了 – 端点星 – 离银河中心最远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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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肺 新冠 上报 艾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