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被苏俄【长期】蒙蔽，之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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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说胡适。很凑巧的是，他具有跟徐志摩类似的经历——也是去访问英国，途经苏联；也是走西伯利亚铁路；也是在莫斯科逗留3天。
　　虽然两人游历苏联的经历很雷同，但是结论却迥异——胡适访苏后，对苏俄大加赞美。在写给张慰慈的信中，胡适提到：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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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虽是狄克推多（编程随想注：这是英语“独裁”的音译），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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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

　　这封信后来刊登在《晨报副刊》上。而当时主持《晨报副刊》的正是徐志摩。徐志摩对胡适的看法很不赞同，于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揭露苏联“新教育”的真相。此后胡徐二人发生了论战，话题就是关于苏俄的“仇友赤白”（此论战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名）。
　　针对胡适提到的“统计数字”，徐志摩在《〈一个态度〉的按语》一文中反驳说：

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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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也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拿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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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在这场论战中还有其它一些人卷入。后来徐志摩还发了另一篇《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答张象鼎先生》，其中写道：

当然在共产主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正如中世纪有“异端”这个巧妙的观念，现代的苏俄也发明了一个巧妙不相让的名儿——“反革命”。收拾异端的方法是用火烧，对付反革命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不含糊——你们都听见过苏俄的“欠夹”不是？这是一个“不容时期”的复活。

　　从上述论战可以看出——至少在20年代中后期，胡适依然受到苏俄的蒙蔽——至少在这方面，胡适不如徐志摩。

　　直到40年代初期，胡适才开始转变看法。当时他看了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写的一本书《正午的黑暗》。在1941年8月1日的日记中描写了他读此书的感受。

读完了《Darkness at Noon》。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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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很有力量。

　　到了40年代中期，胡适基本上看清了共产运动的真面目。1947年，他写了一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本博客转载过此文，链接在“这里”），文中总结了——共产党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政党。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1948年，胡适发了一篇《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

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1949年大陆沦陷前夕，胡适准备逃到台湾。他的一些朋友（比如周鲠生）和学生（比如吴晗）都极力劝说他留在北大。但是胡适坚决不肯留下来。他还说了那段流传很广的名言：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
俄国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
他们（中共）来了，无面包，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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