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这位忠诚的老兵和骄傲的达尔文主义者。他始终坚信，反对意见——甚至 包括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言论的价值在于，激起某些同情、热望和动员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迫使政治变革与转型的发生……也许，言论自由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最直接地把追随政治思想的自由留给人们；换言之，人们 能够不受限制地去思考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无需思考的政治忠诚、允诺、服从和暴力。

詹姆斯·麦迪逊把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视为共和国的基石——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人民，而非政府，拥有绝对主权”。

麦迪逊政治自由理论的近代 使徒、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在1948年写道，“人们要实现自我管理，就必须能够判断哪些是不明智的、哪些是不公正的而哪些又是危险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5由此，在这位哲学家看来，第一修正案就是要 禁止对政治言论的任何限制。 涉及政治言论自由的案件会有一些特殊的性质，这就是布拉西所谓的“制约价值”，即媒体和评论人士在揭露、纠正政府权力滥用方面的作用。随着政府行政机构的帝国野心日益膨胀，政治言论的制约价值也显得越来越 重要。

当然，一个民主国家绝不会坐等法庭的拯救。对于美国人自由的威胁，也不会因某一个司法判决而归于终结。179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案》在1800年大选中被选民们成功地废除了。

1920年的“帕尔默突袭”最终引发民众 的不满。最高法院驳回了二战期间阻止驱逐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的努力，但国会后来还是为这一暴行道歉。公开曝光阻止了联邦调查局长期以来秘密进行的最为阴险的行动，——一个由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执掌的秘密刑讯系统， 埃德加·胡佛用它来迫害那些所谓的“危险的”左翼分子。这一秘密机构在1971年才被曝光，当年一个不知名的团体突袭了位于宾夕法尼亚中部的某个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披露了这一“反间谍计划”及其部分罪恶行径。即使 是在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最感恐怖的时期，被曝光的“反间谍计划”也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用布兰代斯的话来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秘密和压制孕育着恐慌，开放则使我们更为自信。布莱克法官的妻妹弗吉尼娅·杜尔（Virginia Durr）在谈及她对布莱克的看法时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当人们不能讨论问题时，便没有人能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他身边总是有安全感的一个原因。”

#言论的边界